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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跟踪 疫情冲击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
类别:经济资讯  日期:2020-3-16  来源:  点击率:21384  打印 关闭



 

摘要:疫情对经济影响扩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专家认为,改革才是应对经济减速的根本之道,我们需要全面理解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适度降低增长目标。




疫情冲击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



机构下调中国一季度增长预测


一项路透调查显示,新冠病毒疫情可能导致中国本季经济增幅降至前季的一半左右,这比此前一轮调查时更为严重,并引发对中国将提前降息的预期。
  

路透在3月3-5日调查了国内外的40多名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值为,第一季经济增幅将从2019年第四季的6.0%降至3.5%,较2月14日调查时低了一个百分点。预估区间较大,有两家银行预计第一季经济增幅将为零,有一家银行则预计经济增幅将为5.0%。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第一季增长率预估中值为2.4%,前次调查估值为3.5%。这基本上意味着,三周前民间分析师认为的最糟糕情况,现在已经变成了基本情境。
  

关于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分析师仍预计经济增长将在第二季反弹至5.6%,略低于此前估计的5.7%。不过分析师的预估值区间依然很宽,介于3.7%-6.5%。“很难对第二季感到乐观,我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开始看起来正常一些,”荷兰国际集团的亚太地区研究主管Rob Carnell说。
  

中国今年的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放缓至5.4%,如果成真将是1990年有纪录以来的最慢增速。在最不利的情境下,经济增长率为5.0%。除一人外,所有受访分析师给出的预估值都低于去年的增速6.1%。“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没有被压抑的需求,经济将缓慢回到之前的趋势上,但会出现一些永久性的产出损失,”ING的Carnell表示。
  

为了缓解疫情引发的经济放缓的影响,中国已经出台各种举措,包括降低再融资利率和向企业提供定向贷款,预计他们还会采取更多措施。人民银行到年中时料将把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当前的4.05%下调至3.85%。之前的预估是在2021年第一季前,该利率不会下降这么多。
  

鉴于疫情仍在蔓延,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近期将受到冲击。目前中国疫情有所缓解,但中国以外地区疫情迅速蔓延。“存在第二轮效应,即中国以外地区疫情蔓延,对全球需求的影响可能更大,”Pantheon驻伦敦的首席亚洲分析师Freya Beamish表示,“这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将转化为发达市场民间消费增长减弱。”
  

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舒畅、中国高级经济学家曲天石、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欧乐鹰撰文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萎缩,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冲击波。彭博经济研究下调对中国的增长预估,并预测疫情将给亚洲地区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带来更大的溢出效应:彭博的核心情境预测是,中国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6%放缓至1.2%,创下历史新低。当季GDP环比预计将萎缩3.0%。反映广泛的不确定性,基于估算2月产能利用率得出的另一种预测情境显示:第一季度GDP将同比下降4.3%。这也是对GDP预测的极端下限。
  

新增病例减少、政府为鼓励复工复产进行的政策调整以及承诺的大量刺激措施意味着,我们的核心情境预测是经济在第一季度受到抑制,然后随着复工复产和刺激措施的实施,经济出现V型复苏。决策层可能采取更务实的态度来实现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可能意味着余下季度经济仍然会复苏,但幅度没有核心情境的反弹那么大。中国遭遇短暂但强烈的冲击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引发冲击波。我们的模拟显示,韩国、巴西和澳大利亚是面临风险最大的主要经济体。在本报告中,我们未把疫情在其他国家爆发的影响考虑在内。
  

上述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下滑程度、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以及疫情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轨迹都很难精准预测。我们注意到,近期市场对中国第一季度GDP的预测范围介于同比下滑0.5%至增长4.5%。
  

彭博预测的核心情境是,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1.2%,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环比下滑3.0%。1月31日发布的报告中预测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4.5%,在疫情爆发前我们预测的增速为5.9%。进一步下调预测反映了以下几个因素:2月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疫情对经济影响的首个可靠指标——受到沉重打击。制造业PMI从1月的50跌至35.7,刷新了2008年11月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的纪录低点38.8。非制造业PMI也从54.1跌至历史低点29.6。受关注度稍低的其他指标与PMI结果大体相符。World Economics的销售经理人指数和渣打中小企业信心指数均在2月骤降至收缩区域,创下历史新低。在2003年第二季度SARS爆发的最高峰时期,中国GDP增速下降了2个百分点。我们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的降幅更大,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速将下降4.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此次新冠疫情比当年的SARS更加严重,感染人数已达88,000例,而SARS时只有8,000例。并且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考虑到与全球金融危机和SARS爆发之初10%左右的年增长率相比,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大为放缓,疫情再导致如此大幅的减速将尤为痛苦。
  

到目前为止的数据,不足以为我们实时分析第一季度GDP提供坚实的基础。PMI与GDP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稳固。能够给GDP预测提供更清晰方向的工业增加值和零售数据将于3月16日公布。控制疫情有可能比预想得更加困难,令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时间推迟到一季度末之后。也有可能疫情在其他主要经济体爆发会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意大利、日本和韩国最近几天报告的病例数都在迅速增加。外界普遍担心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PMI数据创下新低,表明它并未试图掩盖当前极具挑战性的现实。
  

PMI不是判断第一季度GDP的唯一指标。最好情况是,2月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产能利用率在50%左右,3月逐步恢复正常。基于产能利用率进行的直接计算显示,第一季度GDP将同比下降4.3%,环比下降8.2%。这是对一季度经济降幅预测的极端下限,反映了预测中存在的极大不确定性。
  

我们的核心预测情境是第二季度至年末中国经济快速反弹,增长高于趋势水平。这意味着今年四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2%、6.2%、6.8%和6.6%,全年增速5.2%。是否能实现这一V型复苏主要取决于疫情受到控制的速度以及政策支持的效用。中国已经采取行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我们预计决策层将出台更多刺激举措:
  

货币政策方面,中国央行已经下调LPR利率10个基点,预计年内将再下调3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将下调150-200个基点——释放出更多资金供银行放贷——以及其他有针对性的措施。财政政策方面,预计会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减免税收,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行业和团体给予其他形式的支持。政府可能会把2020年预算赤字占GDP的目标从2019年的2.8%扩大到史上最高水平3%。可能会增加专项债的发行额度,增加的规模或相当于GDP的1.2-1.5%。这将为各省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创造更大空间。政府可能宣布一个总体的重大刺激计划,部分利用现有资金和项目——意味着新刺激计划的规模不会像数字表面显示的那样大。即便如此,增强信心还是十分重要的,就像2008年为应对雷曼事件冲击而宣布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那样。


救急外危中之机改革提速才能治本


  路透分析文章认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应对突发疫情时中国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社会管理不到位、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等体制性弊端也一览无余;央企国企率先复工复产成为保供生活用品和疫情物资的主力军,展现出较强抗风险能力时,民企小微在风雨飘摇中的脆弱更令人揪心。
  

曾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副主任的贺铿说,“不能脑子发热随口说,什么中小企业50%面临破产;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赤字要突破GDP的3%;要增发特别国债10万亿等等,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似乎使人感觉中国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样子。这怎么可能呢?”他认为,此次疫情比当年非典的影响肯定大,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情况也不大一样。但是不可以轻言改变既定宏观政策,即使是放弃一点增长速度也不能不顾金融风险。
  

中国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随着大规模的复工复产,内防人员聚集可能产生的疫情扩散以及海外病例的增加使得中国外防输入的压力在加大。这就对地方政府差异化防控管理和复工复产提出更高的管理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撰文表示,“从实际出发制定落实政策,既要敢担当,也要有能力,治理水平的差距就出来了。各地情况不同,政策不同,但政策效果可有相同的衡量尺度,这就是在疫情可控前提下恢复生产、恢复经济。防控过度,挤压经济增长空间;疫情反弹,对经济冲击更大。这个度的把握反映的就是治理水平。”。
  

中银国际曹远征撰文称,“这次疫情也暴露了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上的短板。中国的人均GDP现己达到一万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及相应的社会治理能力。”要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顺应城巿化的发展趋势,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而定居化,以弱化人口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态势。这要求政府投资更多转向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包括社区在内的社会组织与设施等民生领域。相应地也要加快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服务方向转变。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表现出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数据显示,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
  

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中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黄奇帆撰文称,国家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外,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要意识到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只要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尽管眼下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等重要,而防控的重点亦落在防范输入性病例,但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已经体现,尤其是一季度惨淡的经济数据已成定局。确保“六稳”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时,危中找机显然更需要直面改革深水区,加快社会治理领域、土地、劳动用工、社会分配等多方面的改革。
  

“我们的宏观、中观、微观政策始终都要把保民生、保就业放在首位。我相信两个月、或者3个月的肺疫,不可能动摇经济的基本面。只要我们的工作重心适时调整到抓防控促生产上来,形势一定会很快好起来。”贺铿称。
  

在刘世锦看来,危中之机非过量放水,而是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一种需要避免的情况,是宏观政策上借机过量放水。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压纾困。这对稳定人心、稳定预期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呼声,实际上是借机搞大规模刺激政策。这类政策效果已有过很多讨论,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大。”这次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纠错、改革的机会。
  

应当把危中之机重点转到实质性深化结构性改革上。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
  

此外,应推出一些大力度的有利于释放增长潜能的改革举措,比如促进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重点推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加快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网络和小城镇建设;加快放开放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的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在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上,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等等。
  

“疫情进一步显露了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近期一些救助小微企业的政策,如税费减免、五险一金免交或少交等,在协调完善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刘世锦建议。



适度下调增速目标更理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认为,不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狭隘定义为GDP总量翻一番,更应该关注贫困问题,从近几年更大力度推进减贫的维度来看,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指出,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尚无法确切估量,一季度经济的确不太乐观,这时候适度的宏观政策扩张有助于避免经济失速,平滑短期波动;但要警惕不能实施过度扩张的宏观刺激政策,人为去拔高经济增速,这样只会加大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并让此前去杠杆去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功亏一篑。
  

他认为政府需要保持定力、顺势而为,适度下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或区间是更为理性的做法,千万不要再去追求过高的速度,今年经济能实现5-5.5%的增速就已非常不错。“小康社会不在于速度,不在于经济的总量,而是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尤其中低收入阶层的感受,”张明称,“不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狭隘地定义成GDP总量翻一番,小康社会包括很多维度,比如减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他指出,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老百姓生活要相对比较富裕。中国现在基本消除了贫困县,贫困人口也已经很少了,这是建成小康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维度;近些年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比以前有很大改善,至少在底层人民的福利和幸福感方面是有显著增强的。“但现在无论市场还是媒体都非常执着于两个‘翻一番’这个非常狭窄的经济增速的目标,这是不太合理的。”他说。  
  

张明认为,重大风险冲击下经济增速下行本身就是合理的,是资源配置对这个重大冲击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这个时候去人为拔高增速,反而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恶化,而不是优化,这个时候应该更要审慎,要顺势而为。“好不容易才把之前积累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等控制住,而且本来经济下行就会加大这些风险,所以这个时候为了稳定短期经济增速而投入过多的资源,再来一次过度扩张,短期增长可能会起来,但也会带来更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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