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撤离中国不是一个新现象，现在又有报道称，在华跨国公司在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愁，担心一些潜在的贸易壁垒不仅阻碍它们在中国境内的业务，而且还阻碍它们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3％。

长期以来，舆论喜欢用外企倒闭或撤离来凸显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存在问题。事实上，这样的结论有点主观武断，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撤离应该是市场作用所致。

2008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需发生改变，基建与服务业吸收了大量就业，虹吸造成的竞争效应抬高了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外资依靠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先遭受压力，一些诸如纺织鞋帽等低端产业开始外迁。这一定程度上受结构扭曲影响，但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属于必然趋势。

其次，技术进步带来的优胜劣汰使得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难以持续。比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错失智能手机时代而被迫关闭或外迁工厂，一些产品或零部件企业因为技术迭代过快而落伍等。

其三，包括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在逐步崛起，而中国市场逐渐饱和并处于比较激烈的竞争之中，因此，一些外资企业可能将一部分产能搬迁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紧贴本土市场。

此外，在过去的数年，美国日本等国家推出了“重振制造业”战略，吸引了一些本国企业回流，比如安倍经济学曾一度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在华企业产品回流本国销售损失较大，因此，有一部分业务撤离中国返回日本；再比如美国实施减税等吸引制造业的政策，再加上关税威胁，也会导致一些产业回流。

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不断削弱，再加上转型期内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出口型的跨国公司受到影响；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管理比较僵化，产品本土化水平低，再加上中国市场对产品创新要求更快，外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竞争时可能无法应对这样一个变化过快的市场。

从市场环境与国际环境看，市场正在发生巨变，但是外国在华企业感受会更深，因为此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享受“超国民待遇”，即税收、土地等优惠，它们VIP地位快速转换到了激烈的市场厮杀之中，可能会放大中国生产环境与经营环境变化效应，将变化带来的压力归结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产生抱怨。

当然，这种“不确定状态”需要尽快的结束，以给予包括外企在内所有企业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首先，就是尽快完善营商环境，法治化、规则化、市场化，提高政策与市场的透明度、公正性，促进市场效率的提升；其次，要积极扩大开放，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供给，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外资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并引入更多的国际市场规则，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其三，应该坚持不懈的去推动和完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摆脱对政府投资的依赖，降低实体经济的要素成本。

事实上，跨国企业在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与竞争力。这是因为它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时期的成本高增长以及竞争激烈的时期。随着中国政府努力改善营商环境， 降低企业成本，并且鼓励企业向高端产业进军并大幅放开投资限制，跨国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我们看到，跨国金融公司以及像特斯拉、ARM这样的企业积极布局在华投资。

根据欧盟商会的调查，欧盟企业在华收入与利润已经获得改善，但对长期商业前景的乐观情绪没有显著增强。或许，这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化遭遇挫折的影响，不管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中国对其的反应，都开始影响跨国公司的感受与判断。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中国正在努力让经济变得更市场化、规则化与更大程度的开放。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巨型的转型经济体，虽然制度变革可能会给企业运行带来某种不确定性，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是可以确定的。跨国公司应该改变传统思维，用抱怨获得“特殊待遇”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中国经济转型也不妨乐观看待，早做准备、积极参与中国经济转型，可能会在未来有巨大的收获，相反，抱怨和踌躇或许会错过一次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