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为了应对此次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产业振兴和技术创新政策，积极推动一场新的产业和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日益涌现。但各界对于此次革命的认识并不一致，这次革命也由此被冠以各种名称，尤以第三次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法最为流行。 

    ２０１２年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短文，把３Ｄ打印作为全球正在发生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标志，并宣称世界正在发生第三次工业革命①，由此第三次工业革命迅即成为国内的热门话题。与此并行的是，２０１２年德国成立工业４．０工作小组，并于次年发布了《工业４．０》报告，宣称世界正在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②，此后，国内又开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虽然日渐增多，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由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人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经济学界同时使用，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甚至无人质疑两者并存的状态是否合理。对此现象或可解释为，国内的政府部门、学术界认为，究竟应把当前的工业革命称之为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无关紧要，只是个名称而已。为了避免所谓的不必要争论和前后称谓不一致的尴尬，部分文献干脆将其称之为新工业革命，而在政府相关文件中，迄今也鲜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法。此种态度，看似非常实用，无关大雅，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对当前发生的革命理解得不透彻、不深入。 

    当前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到底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问题背后所蕴藏的疑问是，这场革命究竟是一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新工业革命，还仅是一场旧工业革命的延续？任何一次能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革命，必定是突破性的，具有颠覆性，而作为一种延续旧工业革命的革命，则只可能是渐进式的。把当前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革，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这次工业革命具有突破性，而将当前的工业革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宣称其具有何种革命性，都只能意味着这次工业革命具有渐进性。面对不同性质的工业革命，一个国家的应对策略不应相同，不同的应对策略，其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所以，究竟哪种称谓正确，涉及对这次变化的规律和本质的深层认知，而只有对这次变化的规律和本质有了正确的深层认知，决策部门才能制定出适应变化的科学政策，进而采取合理化的行动，中国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培育自身的优势，更好把握这场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 

    贾根良（２０１４）从经济长周期的角度，对当前的工业革命进行了定位。他提出，历次工业革命都是百年周期，都包含着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奇数的长波相对于上次工业革命都具有间断性和“飞跃性”，偶数的长波则与上次奇数长波具有连续性并以其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即“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长波无疑是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长波为基础的。因此，在他看来，这次工业革命只是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或者深化。德国政府２００６年发布了《德国高技术战略》，以此为基础，２０１０年又推出了《２０２０高技术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点关注的战略领域，工业４．０位列其中。２０１１年德国举办了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并在这一博览会上提出了工业４．０的概念。２０１２年德国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对工业４．０开展研究，并于２０１３年４月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该报告分别把水、蒸汽动力机的发明、电气化以及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的信息化称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提出，目前世界正迈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也就是工业４．０时代（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４．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世界经济论坛把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焦点话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宣称，新的工业革命不能被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一个长经济周期的产生会和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相伴随，一个长经济周期的结束会与一场重大技术革命的潜力消耗殆尽相联系。从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看，在周期开始阶段，生产率增长缓慢，而后生产率大幅度上升，经过一个时期的大幅度上升后，生产率又会出现下降。生产率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典型的果实类创新范式的特征。果实类创新范式将通用目的技术的创新称为生长出新的果实，开发、拓展创新的应用，就是一直在采摘果实。依据采摘果实类创新范式，一项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出现初期，因为技术不成熟、应用范围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细流，当通用目的技术得到提升、扩散后，其收益将变成滔滔洪流，但随着技术扩散潜力消亡，技术所带来的收益又将复归于涓涓细流③。然而除了采摘果实类创新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创新———重组式创新。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９８）将旧思想重组视为新思想产生的源泉，就好比育种时，将现有植物进行杂交，产生新的品种，这些品种将作为新的品种进入原有品种库中，如此循环往复，植物的品种将会越来越多。以此方式进行的创新，创新速度必然大幅度提高，新思想也不再构成对增长的约束。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思想重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推动着创新范式从采摘果实类创新向组合式创新转变，新技术的产生、扩散、拓展速度空前提高，故难以用过去百年周期的规律来推断未来新的经济周期进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技术可以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这就意味着，承载着信息技术的电子信息产品与其他各种产品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把各种产品之间的联系计算出来，根据这些联系绘制一幅产品空间图，则那些体现通用技术的产品，必处于中心位置。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正在让位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可以通过考察产品空间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也即体现信息技术的电子类产品在产品空间图中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进行推断。借鉴Ｈｉｄａｌｇ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的研究方法，李颢、张其仔（２０１３）构建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的产品空间图，结果发现，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间，作为信息技术载体的电子信息类技术产品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发生了较大变化，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间位于产品空间中心区域，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进，这些产品逐步偏离中心区域，最终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被分离到了产品空间的外围，与木材加工、纸制品乃至服装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同样的位置，成为外围集群的“成员”。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让位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结论，还可从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中得到佐证。虽然我们不能用百年长周期的观念来判断当前新的产业革命所处的阶段，但对于一场旧的工业革命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还是可从生产率变化的角度发现其端倪，意即生产率是否在经过了一个较大幅度增长后走向停滞。２０１３年美国经济学家ＬａｒｒｙＳｕｍ－ｍｅｒｓ在ＩＭＦ夏季演讲中，针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低经济增长率、低就业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等现象，提出美国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期（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美国经济学家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２）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后也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虽然研究者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是否会从此进入长期停滞期尚有争议，但两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停滞问题的发现，却从另一个角度为新的革命正在到来提供了证据。 

    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战略和政策，如《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为贯彻落实《“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变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２０１３版作了修订完善，形成了《目录》２０１６版，依据规划明确的５大领域８个产业，进一步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化到４０个重点方向下１７４个子方向，近４０００项细分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政府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否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趋势？对此，需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大趋势进行探讨，只有充分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趋势，我们才能对中国政府所强调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是否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趋势相吻合作出评价。 

    从技术层面考虑，第四次工业革命究竟具有何种特点？在分析一场产业革命时，通常的做法是，把推动此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区分为通用技术和一般技术，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通用技术上。有的研究在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仍沿用了传统的逻辑，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智能化，把智能化作为此次工业革命的树干。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突出重点，让研究者不至于迷失在纷繁复杂的细枝末节上，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是重组式创新，此次工业革命是要长出一片丛林，丛林中不同的树种会结出不同的果实，不同的果实通过组合，再不断地长出新的树干，结出新的果实，所以用过去的分析模式和逻辑将难以准确地分析此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把握其发展规律。 

    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特点的把握既不能失之于简单化的概括，也不能陷于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提法的迷雾中，否则，我们无法对中国政府所强调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是否符合大势做出合理的评价。要深刻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有两种路径，一是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出的背景，另一个则是对有关新工业革命的各类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归纳分析，提炼出新工业革命的规律和特点。 

    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是对全球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的统称，而不仅仅是指德国提出的工业４．０，但在各国推进新技术革命的战略中，惟德国提出的工业４．０战略是明确地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理念基础之上的，所以研究德国提出工业４．０的背景，更有助于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其意义。德国的工业４．０战略初期是作为其《高新技术战略》的组成部分提出的，德国于２００６年发布的《高技术战略》明确提出其目标，就是支持德国科技创新在欧盟乃至全球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对２００６年《高技术战略》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后，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德国研发投入的增长和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就业规模的扩大。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德国私人部门的研发投资增长约１９％；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从事研究的人员增长约１２％，２００８年研发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２．７％，３０％的公司的研发从德国政府改进研究和创新政策中获益。受此积极评估结果的推动，德国政府于２０１０年发布了《思想，创新与繁荣：德国２０２０高技术战略》，在这一战略中，德国政府指出，在未来数十年中，德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挑战，需要最大限度地开发现有增长潜力和培育新的、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知识、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全球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气候变化、人口问题、食物与能源供应、疾病等，都需要靠科技创新加以解决。此外，德国４．０工作小组发布的关于工业４．０报告还指出，德国是制造业强国，有充分开发工业４．０的巨大潜力。德国提出和实施工业４．０战略，主要是试图应对两大挑战，具言之： 

    首先是要解决其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德国是制造业强国，２００３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其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１１．４％，美国则降至１０．６％。２００６年发布《高新技术战略》时，德国仍然是全球制成品出口第一大国，出口占比达１１．３７％。２００７年这一比重虽然进一步上升，但却被中国超越，降至第二位。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路下滑，到２０１２年已降至１０％左右。在德国政府看来，其制成品出口占比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外，德国政府还认识到，其制造业未来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更大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的挑战。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则不断弱化；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以及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对其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计划。西方国家当时提出的“再工业化”，虽然不是要完全重新振兴传统的工业生产，但高举的也并非新工业革命的旗帜。直到２０１１年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出版，２０１２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西方国家的所谓“再工业化”才开始与新工业革命接轨。概言之，德国提出工业４．０战略，既是对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描述，也是德国应对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整体举措。 

    其次，德国工业４．０战略与前几次战略所面临环境的最大不同点之一，就是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国家要成功地在一场新工业革命中占有关键地位，就必须有全球视野，使其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变革能有效解决和应对人类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德国４．０工作小组看来，工业４．０可以有效应对全球面临的资源与能源问题带来的挑战。 

    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资本，还包括自然资本等。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解决的是支撑经济发展的经济资本问题，人类对自然资本的利用还没有达到或接近上限。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源、环境和能源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从作为经济发展的背景存在转而走向前台，成为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发达国家虽然基本解决了其国内的传统环境问题，却并没有完全缓解全球所面临的资源环境挑战，人类对环境的损害并没有被完全终止。２０１４年ＵＮＵ－ＩＨＤＰ和ＵＮ－ＥＰ发布的《包容性财富报告（２０１４）：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测度》对全球１２０个国家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进行了测度，其结论是，与１９９２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全球的生产资本增长了５６％，人力资本增长了６％，自然资本下降了３０％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不仅是不可再生的，而且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温室气体，使全球气温升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气候变暖依然是当前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由于此次新工业革命仍处于孕育期，对其方向有着不同的解读，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在借鉴外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和新的技术，详见表１。为从各种纷繁复杂的概念中提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要素，我们借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典型文本分析，对各种概念进行重新编码、归类，将现有的有关新工业革命的概念、所涉及的技术合并成四类：（１）与数字化相关；（２）与网络化有关；（３）与智能化相关；（４）与绿色化相关（参见表２）。易言之，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⑤。 

    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对中国适应、参与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２０１６年９月，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对于产业政策的两种不同见解引发了经济学界的热议，双方围绕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展开了一场论战。尽管对产业政策作用的理论争论仍将继续，但实践中，国家没有选择，必须拥有产业政策，关键在于要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应如何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既要坚定地抛弃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做法，也要避免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直接将过去的一些成功做法套用到新阶段的做法。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其自身的特征，通过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抓住其为我国提供的直道超车的机会，对产业政策实行转型是必要的。 

１．产业技术政策的转型。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政策的技术目标，就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模仿式创新，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在优势产业方面的差距，是一种追赶型的产业技术政策。就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水平而言，中国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其发展水平会越来越高，离技术前沿的距离越来越短，后发技术红利也会越来越少。由此通过追赶维持平稳增长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必须在追赶的过程中，同时着手推动技术前沿相关课题的研究。所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技术政策目标要实现由追赶主导型向并跑和领跑主导型目标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无疑凸显了这种转型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雄心壮志，使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为迎接新工业革命的挑战，近年来，不少国家都出台了制造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如德国的“工业４．０”、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欧盟的“欧洲工业数字化战略”、韩国的“制造业创新３．０”、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西班牙的“工业连接４．０”、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日本的“机器人新战略”等等，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将形成新的技术前沿和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极大地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成本虽然出现一定幅度上涨，已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的机器对人的替代，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就会消失，很难再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与此同时，新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新的技术前沿将使得原有前沿技术变得过时，弱化追赶型发展策略的红利，提高并跑和领跑型技术策略的红利。 

    第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传统的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使追赶型策略下追赶对象和追赶路线的选择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第一次产业革命形成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全球的产业间分工，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带来了产业链分工，产品的生产分为不同的环节，不同环节拥有不同的附加值。在此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追赶目标较为明确，即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全球产业分工将从产业链式分工向产业网络式分工转化，多层次的网络化制造格局将由此形成。在这一新的背景下，保证追赶型策略成功的信息条件不复存在，全球产业分工的网络化，使得全球产业分工更加平等，确定追赶对象和追赶路线所需的信息呈爆炸式增加，而且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要对此精准把握，困难重重。 

    第三，全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这为我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近些年来，我国已相继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科技前沿已占有一定地位，但企业进行前沿性技术创新的能力以及培育和发挥先发优势的能力仍然不够强，实施颠覆性创新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积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２０１５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中指出，我国在３Ｄ打印、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工程学３个领域的专利申请方面表现不俗，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全球３Ｄ打印和机器人工程学领域的专利申请中，我国专利申请所占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在纳米技术方面，我国是第三大专利申请来源国。中国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能力正处于积累时期，这也为我国实现产业技术政策的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 

２．产业结构政策的转型。 

    中国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优化，但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较重。中国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虽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却面临较大的成本上涨、质量提升、环境保护压力；中高端制造产业发展能力不足，总体而言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超过工业，但总体竞争力不足，服务出口中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国进行结构性调整的任务之一，是要通过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强中高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高端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业政策一直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工具，在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问题时，产业政策仍应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方式需要转型。传统的产业政策发挥作用，涉及识别需要支持的产业，这些产业通常具有较大的外部性。识别方法包括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的带动效应筛选出应进行扶持的主导产业；通过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或水平较高国家的产业结构，确定产业发展的重点等等。这些方法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此类做法在渐进式技术变革时期比较有效，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较易判断。而在面临突破式技术变革和创新时，这些方法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产业之间的关系将会被重新塑造，产业间的技术关系将发生颠覆性变化，无论是政府，企业或专家都无法根据历史的产业关联科学地识别出真正的主导产业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是一次突破式创新，这一变化是全球性的，发达国家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规划，虽然对中国制定产业政策会有所启发，但发达国家的产业格局同样正在被重塑，中国将很难通过跟随发达国家策略选择出需要支持的主导产业。对通过识别出主导产业，实行针对性极强的产业政策的更大挑战性还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网络化的特点正在重新定义产业的边界，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十分明显；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因素所引起的创新方式的变革，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扩散路径更具随机性、多样性。 

   针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选择识别出主导产业，对此实行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我国传统的产业政策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就是政府使用范围更广泛的政策，在这样的一种政策下，“只需要确定受惠于这些政策的行业与那些被这些政策抑制的行业相比”，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学习效益就可以了，“企业和行业会在一个经济体中自我选择，具有更强学习能力企业和行业的扩张会提升整体经济能力”⑥。与第一种方法比，实行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的益处是，可以促进更多的知识积累和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具有更高的效率，但这一方法对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且需要能准确识别出“更具针对性”的具体产业。总体而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选择运用较“广泛的政策工具的产业政策”较为可行。 

３．产业布局政策的转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早期的产业布局政策多以主导产业为导向，根据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因素进行产业布局。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各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出现变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大城市的低端产业亟待疏散，产业政策长期关注的是国内区域间的产业布局和转移。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部分产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具备了向国外扩展产业布局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产业的国际化布局，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扩大创新可利用的知识池。 

    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必须使政策不仅能利用其在知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能够不断地提高这种能力。影响这种能力利用和培育的因素很复杂，但扩大可利用的“知识池”肯定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实施开放式创新策略则是扩大“知识池”资源的加速器。 

    一个国家要处于国际创新的最前沿，就必须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建立全球创新网络，实行开放式创新战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对产业进行全球化布局是支撑开放式创新的关键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习在地理上是局部化的，学习的局部化也是源于信息流动的局部化。当人们在地理上分开后，联系的密度就会降低，沟通的效率可能也会打折扣。”⑦实现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可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提高沟通效率，克服局部化学习所带来的障碍。 

４．产业组织政策的转型。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产业组织上未来会形成两种趋势，一种是分散化的趋势，另一种则是高度集中化的趋势。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一种赢家通吃的局面：数字化创造了赢家通吃的市场，数字化产品的容量限制已经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产品的生产者仅凭自己再加上一个网站就能创造成千上万的客户群体；交通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进步扩展了公司的业务范围，使得那些次优产品的生产者，无法通过消费者的无知或者地理的障碍来保护他们的边际利润了；网络及其标准化应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此产生的网络效应会创造赢家通吃的局面⑧，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企业的相对优势会带来绝对控制。 

    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易言之，３Ｄ打印技术与物联网的结合，会产生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即云制造模式，这是一种替代大规模生产的方案，且由小规模、分布式节点组成，是一种由小型制造企业组成的超大规模网络的分布系统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催生分散式的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商品和服务生产及配送过程中的通信、能源和物流边际成本。通过去除价值链中几乎所有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中小型企业和数十亿的产消者可以在协同共享下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直接分享商品和服务，降低了创建新企业的成本⑩。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金融，使得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从而突破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融资难对其发展的资金约束。 

    面对上述两种趋势，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是创建一种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格局，在具体实施机制上就是要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创新政策的关系，不仅要支持大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对企业垄断行为的监管，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引领作用，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较为关注产业政策的实施，而将竞争政策作为产业政策可有可无的补充，甚至将竞争政策看作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政策，认为竞争政策应该服从于产业政策⑪。从性质上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都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政策手段，目的都是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弥补市场的缺陷。但两种政策在实施机构、利益出发点、产业指向性、作用时间点、实施手段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的产业政策通常是通过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科技部等部门发布，以生产者为导向，具有明确的产业指向，且对产业的支持具有预期性和提前布局的特点。相应地，竞争政策的实施机构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等执法机构，没有特定产业指向，主要对违反竞争的企业行为进行事后调节。两者之间有时难免发生冲突，所以，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在机制上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十分必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尤其重要。 

    产业组织政策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要建立一种无许可创新的体制机制，竞争是鼓励创新的一种方式，但还有一种机制，就是要以创新法律来管理创新。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试错的过程，但政府管理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所以，政府往往会让创新与现有法律法规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否则会阻碍创新。为了破除这一阻碍，政府应建立一种无许可创新机制，就是新技术的创造者，在其服务投放市场前无须得到政府许可，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除非其被证明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否则都应该被默许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