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策略，作为首都北京应该更好也更有能力发挥独特的作用。回观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历史，了解北京的浓厚积淀，对发挥首都更大的能量起着重要作用。

　　北京是个多民族集聚的地方，始终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春秋战国的古燕、蓟、幽州等，直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这段历史可以称为“中华民族融合期”。在长达一千多年中，虽然战争频发，但同时也激发了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少数民族在逐渐融合中认同中原文化，这为幽燕地区成为隋唐时期的重镇打下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隋炀帝时期倾全国之力打通了南北大运河，为经济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时国都设在洛阳，皇帝感到幽燕地区不便统治，为了达到坚守北方这片要地的目的，接通了永济渠段。自洛阳以北的沁水开凿，“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经过河道的连通，大运河通到北京丰台一带。因此从全面来看，运河实现了北方重镇与中原的联系，故而达成了由经济发达的南方供给，促进北方经济的发展，巩固北边屏障的目的。隋代时间很短，但是大运河的疏通提升了涿郡的作用，是不争的事实。

　　进入唐代，节度使制度造成了地方割据的隐患，但从另一面看也有促使地方官对自己势力范畴的经营，此时的幽州地区早已起到了贯通南北的战略作用，因此也成为地方势力瓜分之地。唐王朝都城设在长安，安禄山远在范阳（即幽州）迅速经营培植自己的势力，使这里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很充盈的地区，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当时的经济贸易不但发展到辽东，甚而连通到朝鲜、日本。

　　唐代以前不是国都的北京地区，可以概括为早期的“一带一路”范畴的枢纽，其中不仅包括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时有文化大融合的不断推演。晋武帝司马炎封尚书张华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安北将军。张华至幽州，悉心招抚，连年丰收，士马强盛。至晋惠帝司马衷时，张华为惠帝写出了《女史箴言》，被顾愷之绘制为《女史箴图》，成为世界级的中国名画。及至唐代初期，陈子昂因任武则天之亲戚武攸宜幕府参谋，随军至幽州与契丹做战。因武攸宜不听陈子昂的建议，次年兵败，他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抑郁之中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仅就北京周边现存的民族村落，寺庙残垣，壁画遗迹与出土文物等完全可以说明北京在唐以前的重大枢纽作用。

　　宋代是个特殊的时期，北宋初即与辽、金屡发战争。由于辽、金、契丹各有自己的兴盛时期，他们的兴起与繁盛使得幽燕地区与西域的往来更为频繁。

　　南宋偏安一隅的时候也正是北方军事强盛的时期。虽然游牧民族曾以战事和抢掠为生存方式，但在占据了中原北部以后，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均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进入农耕文明。

　　元代定燕地为“大都”之后，北京就从“枢纽”提升到“指挥部”的地位。元代时期不长，发展得却很有特色。蒙古族大部分流散于中亚地区，但“入主华夏”的部分则融入了中华文明，元曲、元青花瓷都成为此时期的亮点。由于蒙古族的统治曾一度横跨欧亚，无论从海上贸易还是陆上贸易，都促进了“一带一路”的延展。海洋贸易、运河贸易和文化交流直达大都，仅能保障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居民与官员的粮食运输，精道的仓储文化与有效实施的盛况就说明这座城市在当时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

　　明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之后，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成为真正的指挥部。仅举一例，郑和七下西洋，海上出发港固然是福建沿海，但任命他、派遣他的是明成祖，圣旨是从北京发出的。这种大举措推进了国际间的交流，明王朝与西方的各种往来更加频繁。

　　至清代，各国使臣的朝见足以证明清初国力的趋强。“康乾盛世”的空前繁荣巩固了对藏、蒙、青海与新疆地区的统治。综上简述，经过明清两代，北京充分彰显了对内对外的强大作用。虽然至清末，政府衰败了，可是通过留洋回来的早期政治家、文化人和科技人才给国内带来的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对哲学研究、文学艺术的冲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1916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在北京，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需要从北京地区在古今历史上特殊的地位来研究和介绍它在推动“一带一路”形成和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开拓出首都创新发展的广阔思路。为此，我们建议以“枢纽”与“指挥中心”来为北京做阶段性的定位，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文地理、文化艺术、宗教等诸方面，以北京通史和最新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为依据，理出思考脉络，点面结合，精心编写出宣传北京在“一带一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形式，让国人和世界人民更全面了解北京，理解在新时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筹略的正确性和前瞻性。